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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李公明︱一周书记:一个保守主义者眼中的……经济主义与改革
来源:李公明 发表于2019-02-22 16:28:15.0
 

 

《多余人的回忆》

艾伯特·杰伊·诺克著

亓光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2月出版

300页,65.00元

━━



文︱李公明



  读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作家艾伯特·杰伊·诺克的回忆录《多余人的回忆》(原书名:The 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兀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有一种比较美好的感受是在阅读中时有伴随着对人生中美好事物的回忆与想象。比如,他从小就面对父亲的浩如烟海的藏书,知道那里面有无穷的乐趣等待他去发现和感受;当他初抵布鲁塞尔的时候,欣喜地发现在一个人的家里竟然能看到博物馆、音乐厅、戏剧院和歌剧院的影子;当他去看一场精彩的歌剧表演的时候,他一定要说“参与”而非“观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那种“我属于那里”的感受;在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去了解城里那些古老街区中的街道名称,如什么鸡市场街、医院街、主教街等等,注视着这些街道并猜想和沉思它们曾经见证过的繁华景象,这让他感到十分满足。还有,在书中读者时常会与这样的段落相遇:“这个时代的人,是看着基佐、库辛、维尔曼、杜尔伊作品长大,模仿着那些伟大学者的措辞方式,沉醉于大仲马、都德等人的小说,欣赏着德瓦和韦尔内的美术作品,诵读着德维尼等人的诗篇,听着亚当、奥柏、罗西尼、奥芬巴赫的音乐作品。那个时代是这些作家、学者、小说家、画家、诗人、音乐家的天城,犹如浩瀚星海……”(202页)——你还能喘得过气来吗?他还说如果能让他选择一个时代,他会选择在1810年出生在巴黎,一年后就迁往克鲁港岛,并在那里退休,然后在1885年秋天把自己安葬在领主庄园附近的小墓地里。“我唯一的奢求,就是能够像我的今生所得那样获得很好的教育,不要太穷,使我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不必为生计而操心费力。”(200页)这也是你对生活的祈求吗?


  在一些问题上,诺克并不像人们心目中的那种保守主义形象,比如他不反对描写性、性吸引、性关系题材的文学作品,甚至质问“为什么不能把那种单纯的生理反应借助文学表现方式而使之成为一种艺术呢?”他对这种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被查禁感到厌恶痛恨。(249页)说到在生活中应该谈论什么和与什么人为伍的问题,诺克会举出苏格拉底的例子:苏格拉底站在评审团面前告诉他们,当他在谈到米诺斯、拉达曼提斯、特里普托勒摩斯以及特洛伊的英雄们的时候才是他所经历过的美好时光,如果能够和历史上那些伟大哲人一道去探寻自然的秩序、事物的本真,他将是多么快乐;另外,还有西塞罗借老加图之口表达的那种期许:“哦!如果我能靠近那些接近上帝的思想并远离这群肮脏下流之徒,将会是多么荣耀的日子!”(395页)但是,在现实中他深感自己是这个社会“多余的人”,因为社会只关注“有用的经济主义原则”,而他在这方面毫无建树,只能“像个带着一大堆热带草帽登上格陵兰岛的人,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当然,作为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还相信和赞同这样一种看法:“他们生活的崇高和精致的生活品质应该不被人类所察觉和赞扬。”(396页)因此,他绝不是心灵鸡汤的贩卖者。


  当然,这部回忆录最大的价值不是他所谈到的那些生活中的美好回忆,而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世界的看法,还有就是他的思想原则,他的充满精英意识的批判性。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诺克说的话可能很多都是不好听的,比如他对人类的悲观看法,视芸芸众生为“群氓”;但是对于很小一部分人来说,诺克更无异于思想的危险分子,甚至会惊悸于他某些超越了时空的预言。


  诺克对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行其道的经济主义哲学痛心疾首,在书中大张鞭笞。关于经济主义哲学与人生的关系,他讲的梭罗轶事可能是最好的说明:梭罗继承了父亲的铅笔制造生意后,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项事业中,在他终于制作出了无可挑剔的铅笔之后就关了店门,从此不再造铅笔了。“如果一支铅笔就能够证明他非凡的能力时,为什么还要制作更多的铅笔呢?”但是一位大企业家听完诺克讲的这个故事之后说,梭罗是个傻瓜。在经济主义者看来,既然梭罗找到了最好的铅笔制作工艺,那么他就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制作更多的铅笔,赚取更大利益,这才是梭罗一生最该做的事情。但是诺克知道梭罗不会这么看,他也知道不让商人继续经商做买卖,这个人就会觉得生命失去了意义。就此而言,我们这个时代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220页)在他看来,今天的社会中人人自命不凡,个个希望自己可以呼风唤雨,都想取得世俗的成功,都以边沁的功利原则指导人生,毁弃了品行和教养的标准,而这样的社会是不会有希望的。美国社会就是这样被钉在弱肉强食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十字架上。(40—41页)至于经济主义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他看得更是清楚和深刻:“诚然,经济主义可以建设一个富饶、繁荣、强大的甚至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但是,经济主义无法建设一个多姿多彩、高端大气和深厚积淀的社会,无法塑造一个具有非凡魅力和无穷吸引力的社会。”(185页)


  诺克所谓的经济主义哲学与19世纪苏格兰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最早提出的“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概念很相似,而且在英国文学中也多有表现。1829年卡莱尔在《爱丁堡评论》发表《时代的征兆》一文,这篇文献在当时对英国文学和社会批评有着重大影响,卡莱尔把对工业主义的分析融合到社会变迁和观念变革的论述中。他认为,时代的改变和堕落的原因是人民不再追求内在的完美,而听任外在的、机器的功利性摆布,任由工业主义的铁帚在人类内在精神的心田上耕翻。雷蒙德·威廉斯(Ruymond Williams)认为,在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中可以看到大量卡莱尔的影子,事实上狄更斯的确是把这部作品题献给卡莱尔。诺克在书中好像没有提到卡莱尔和《艰难时世》,但我认为在此之间有不少可以带来启发性的联系。有评论家指出,《艰难时世》的成功不在于对人物和生活经验的刻画、描写,而在于它对工业主义哲学的剖析和审判。故事的发生地焦煤镇以英格兰工业都市曼彻斯特为原型,在这样的环境中,批发商、国会议员汤玛士·葛擂硬的人生哲学就是“事实哲学”与“金钱哲学”的哲学∶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因此应该禁止人们“幻想”;只有金钱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关系,因此“人从生到死的生活每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钱买卖关系”。有人认为这个人物形象过分夸张和畸形,而同时代的英国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则认为是现实的真实反映。狄更斯笔下的时世之艰难,就在于因“事实哲学”和“金钱哲学”而造成的人性特征的消失,就如瑞士作家亨·弗·阿米尔(H·F·Amiel)在1851年所讲的那种状况:实用取代美,工业取代艺术,政治经济学将取代宗教,算术取代诗,怨恨成为时代的通病。在狄更斯之后,劳伦斯在他的小说《恋爱中的妇女》(出版于1921年)中通过两位女主人公对情欲和理想的追求鲜明、尖锐地表达了他对工业主义的批判。在我看来,劳伦斯的小说以最细微的生命感受——它的柔弱和敏感——对现代文明的压迫性进行了人性的批判。诺克对经济主义哲学的批判其实只是近代科学理性开始显露出对社会、对生命的主宰力量以来西方众多思想家苦心思虑、奔走呼唤的反抗思潮中的一种声音,种种人性的观念和浪漫的情怀顽强地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工业文明的滚滚黑烟中穿行出没、杜鹃啼血。只不过由于诺克头上的“保守主义”的帽子可能使读者一时不会把他与哲学批判思潮联系起来。


  诺克对于任何强制的一致性要求或规则有着天然的反感和警惕,他甚至因此而对英语中一些单词发音的模糊的不确定性感到无比骄傲,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支持某种普遍的一致性语词规则就像是支持一个军事专制的体制,而这个体制在占有了我们其他一切后必然会取消话语的多样性”。他以“一种伟大的语言传统中卑微的继承者”自任,反对以消除英语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为目标的改革;在这里我们听到的卢修斯·卡里说的那句话——“When it is not necessary to change, it is necessary not to change”(没有必要改变之时,无须改变)——其实正是保守主义对任何改变的看法。(8—9页)更应该认识的是,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有些东西是永恒不能改变和没有区别的,例如“正义”——“无论你喜欢与否,对于任何人和任何事,正义就是正义,永远不变。”而且,“无论所做之事大小,正义并无区别。”(98页)


  在语言问题上,一个保守主义者最懂得欣赏那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语言美感,同时对于处理好语词风格与其表达主题之间的关系毫不放松,要求做到清晰(clarity)、协调(harmony)和均衡(balance)。(18页)似乎与这种精英主义的语言美感相联系,诺克反对强制性地普及识字,他的理由乍听起来很难令人信服:“它使得平庸无能的人在社会上横行,直接伤害着社会的涵养和品位。总而言之,普及识字就像是将一件很少有人会用的工具交给所有人使用,而所有人却都觉得自己会用这件工具,这样一来,后果真的惨不忍睹。”(63页)在教育进步主义者的眼中,这种精英主义观念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关于教育,诺克认为应该强调基础知识和教养,如果把教育就是“为生活做准备”理解为仅传授工具知识并以此为谋生手段,必然是有缺陷的,是曲意迎合所谓民意,使学校、学院和大学都变成技校(training – school)。(112页)


  作为保守主义者,诺克对政治和从事政治的人都没什么好感,在他看来政治是罪恶的,肮脏不堪且声名狼藉,而政客比人们想象的还要不堪。(67页)“对于政治家而言,良心和情感都是奢侈品。优秀的政治家容不得自己在履职期间有良心和情感。”(132—133页)关于个人命运与体制的关系,诺克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显然是今天很多人难以同意的,他说很庆幸自己在有生之年没有和“体制内”打过什么交道,“没有人要对我传输备受国家推崇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没人强迫我养成‘国旗崇拜’或‘英雄崇拜’,任何关于个人之国家责任论调都不曾束缚住我,在那些效忠于祖国、忠于领导的无耻谰言面前我也无动于衷”。进而他把那些“传输”和“强迫”看作是“思想污染”,并且想到“作为宣传工具的学校教育很可能早就影响到了小孩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此了如指掌并早在1800年就详细说明过”。他认为这是在中世纪以后教会与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先后使用的欺骗手段和不光彩的统治手段。(120—121页)


  第七章比较集中地论述了诺克对于美国社会改革(主要指联邦财税改革、参议员普选化、女性选举权、商业调控和托拉斯垄断等)的看法,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一个“多余的”保守主义者眼中的经济主义、既得利益、特权和改革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看来,由于经济主义将人类生活的全部都归结于财富的创造、占有和分配,因此“对于国家建构而言,经济主义绝不会提供一种正义体制。”政府如果不是“为了保障人的各项权利”,就必然如伏尔泰所言,沦为“从一些人的口袋里捞钱,转而塞进另外一些人口袋里”的工具。(149页)作为相信市场经济的相信者,诺克认为资本本身并无不正义或剥削压榨的本性,“那些不正义和剥削压榨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本家寄生于国家创造的经济利益中。卡内基先生就是依靠国家特许而享有了税收优惠并成为铁路寡头的……”斯宾塞在1851年就指出,假如政府失去了对经济利益交换的控制权,这个社会的不正义和剥削压榨现象就会逐渐消失。诺克认为很显然的问题是,“那些改革者显然没有意识到政府作为经济利益的裁断主体,自己就终将变成一种潜在的攫取经济利益的机制”。(151页)那些改革者们竟然看不到依靠国家影响力从事商业开发使很多人一夜暴富,这些暴富者因此与国家有了紧密联系,“他们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本能的和一贯正确的超级禀赋,而且他们从不犯错,能够轻而易举地想到进入国家机器里的方法,进而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让国家机器运转起来”。这些人的形象我们似乎也并不陌生,而诺克对纵然这种情况发生的那样一些改革者的说法更有意思,说他们是“自断前程、自毁长城”。(152页)于是,更核心的问题是权力与掌权者,“没有任何一位改革者主张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尤其是减少在经济利益分配过程中的政府权力;恰恰相反,他们一门心思要强化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控制。原本改革应该使国家摆脱群氓的操控。但是,当改革成为既成事实时,我却发现,政府非但没有摆脱那些富裕群氓的操控,反而被破落群氓操控起来了。我想象不到这样的社会还能有什么好”。他想起在1900年的某个下午,他听到一位年轻的犹太社会主义者激愤地扬言要杀光一切富人,于是问他是否真的要这样做,那人的回答是“我们已经被剥削太久了,而如今该我们剥削他们了”。于是“我想,他的回答很好地解释了‘改革’这玩意,也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153页)那么,“当我们看清改革者们的嘴脸,不为他们的陈词滥调所动后,事情就再清楚不过了。……只要国家掌控着赋予财富占有的法律特权,关于谁应该得到这个特权的争吵就永无宁日。约翰·亚当斯真是有远见啊!”(154页)


  诺克对世间常怀有温和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尤其是在对于人的观察中,他发现“人类是动物世界中最容易被驯服、被家养的生物。他们随时随地都准备屈服,随时随地都准备在他人的控制和压制下展示自己难以置信的忍耐力。迄今为止,他们却一直自负地展示了自己对自由的热爱,像狗一样单单满足于仆人关系,并且经常在这种环境中忘记了自我”。(386 页)这些话都说得很难听,而且类似的话在这本回忆录中还有很多。

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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